寧靜的對話

阿修在拍攝這部電影前，基本上對手語沒有甚麼認識，身邊的朋友也只有同戲中的女主角鍾雪瑩懂得手語，他認為那時候自己對聾人和手語的了解應該和大部分人相若，最多也只會在政府節目中看到手語翻譯，「起初也會擔心自己的準備不足，但導演（黃修平）給我們很充足的時間和空間去準備。」

在剛收到劇本的時候，阿修其實無法想像之後拍攝的畫面，「因為當時我未有手語的基礎，只能看文字的描述，大概知道故事是怎樣、人物是怎樣。看劇本的體驗其實（和真實拍攝的時候）很不同，因為導演是先寫廣東話的口語對白，而手語的用法和文法卻是不一樣的，它是傾向簡單一點。」他以「我在今天下午吃了一隻蛋」這句為例，在口語的話，可能不需要主語「我」，只會打出「下午」、「蛋」、「吃」 這些重點字眼，而語氣、助語詞等東西就會以表情來傳達。「當真的學習完手語，再去表達本身導演所想像的信息，就是翻譯的功夫。雖然兩者仍然是香港的手語和口語，但（它們之間）仍然需要翻譯才能表達出來。」

阿修在學習手語的時候，主要是由兩位老師授課，一位是聾人，另一位是手語的翻譯員，而他真正開始接觸聾人社群，就是從排戲和拍攝開始，「例如在很多拍攝場面，（在場的）都是聾人朋友，他們會很歡迎我，也因為知道 我是剛剛開始學手語而很鼓勵我。他們會嘗試用手語和我溝通，就算我不理解他們在說甚麼，也會盡量去表達給我聽；或者（某些地方）真的無法溝通的時候，他們也會找翻譯幫忙。我感覺到他們很願意跟我聊天、很歡迎我。我後來聽說他們覺得我有點害怕，但其實我沒有，純粹是因為我懂得的手語有限，能夠跟他們溝通的東西不夠多，但他們覺得我根本不用擔心，他們都是很包容的。」他再補充：「他們也會再教我一些手語，讓某些對白會說得好一點。」群體和群體之間的隔閡，若可遇上互相溝通的渴望和心意，就能讓大家連結起來。

手語的藝術

除了阿修以外，鍾雪瑩和聾人演員吳祉昊（Marco）同樣是電影中的主要演員，雖然他們在戲裡都是飾演聾人青年的角色，但 3 位卻有著不同的手語程度，「這是很有趣的地方，我完全不懂手語，卻要演一 個從小到大都打手語的人；鍾雪學過手語，但要演一個完全不懂手語的人；Marco 能打出很流暢的手語，但就要演一個打手語比我差的角色。另外兩位小演員都很有趣，飾演我年少角色的小演員要遷就我用左手打手語，於是他要把所有東西從右手調轉到左手；而飾演 Marco 年少角色的小演員則本來是左撇子的，卻要為 Marco 轉為以右手打手語，所以我們 5 個都在各自面對挑戰。」

不同的語言有各自的語法和規則，又會因應語氣和語調衍生不同的意思；手語亦然，它也會有地區性的差異和變化，好像香港人打的手語和日本人打的也不一樣。阿修發現手語除了有自身的地域性限制和獨特之處外，還跟演戲很相似，「我覺得手語跟演戲有點像，有時候你要表達一句台詞，或是要演一場戲，你是要用整個人（來表達）的。 例如一場分手的戲，劇本寫了對白，也寫了演員要丟東西、哭泣、說粗口，但除了劇本裡的東西之外，你還要怎樣用整個人去表達這一場戲的狀態呢？劇本是不會逐一記錄你到哪裡要低頭、哪裡要坐下、哪裡要站起來，所以這都需要靠演員在現場的感受，再透過身體去表達。手語就類似這種狀態，譬如你要說『吃了一頓很好吃的晚餐』，那個『很好吃』除了單純的手語之外，究竟是『好吃』、『很好吃』，還是『非常好吃』？你得要用整個人的身體和表情來表達（那個程度）。如果聾人要跟別人溝通的時候，他們必需要透過自己的表情、肢體、能量，而這樣正是和演戲很相似。」

對聽人來說，這樣的溝通模式也許是比較陌生和難以習慣的，因為大家都是單靠說話來讓其他人理解自己的想法，加上活在亞洲人的社會裡，一般來說聽人的語氣、表情和肢體語言都是比較內斂的，阿修在這方面又有沒有遇到甚麼困難？「我覺得這不是難處，當你進入了手語的世界，自然就會知道是要如何表達的，那件事不用逼出來、不用強硬，自然地就可以把話語告訴聾人。也許有人會把手語形容為『浮誇』，但這正是他們的表達方式，不然就講不了給別人聽。」

反抗的選擇

「我覺得他是選擇去反抗，而不是盲目的反抗。」阿修如此形容他在戲中的角色 ── 子信。

子信為聾人的身分自豪，悠然自得地活於無聲的世界，可是當他偶爾遇到不被尊重的時候，也會去駁斥或反對別人的觀點和論述。阿修在摸索這個角色時，也和導演討論了很多，因為若子信被認定為「不理智」或「盲目」，就無法把這部電影的信息傳達給觀眾，他需要去平衡「反抗」的特質和劇內外的人對子信的看法，「我們擔心觀眾不明白子信的執著，所以他必需以這個模樣，讓觀眾進入他的原則。」

每個人也有自己所堅持的信念和原則。作為群體生活的人類，要如何在各自的原則下得出一個最大公因數，讓人與人、群體與群體、 國家與國家、種族與種族之間和諧共處，大概是我們都必須面對的重要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