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In Broad Daylight  簡君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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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簡君晋   （Lawrence Kan）

M：對於自己的作品入圍HKAFF有甚麼感受？

L：香港亞洲電影節在我入行以來一直都非常支持我，當我有首部電影時便獲大會邀請去參展；接著到 《IT狗》，雖然是電視劇，但成為了他們第一套可以在電影節播放的電視劇 （首兩集），所以我很感謝香港亞洲電影節。

M：作品的創作源起是甚麼？為何會想拍一個關於記者的故事？

L：創作源頭來自於2016年，我在網上看到新聞和偵查報道，講述安老院和殘疾院舍發生幾宗虐待案件。我對這些報道很有感覺，並深深留在腦海中，但我不想拍一套電影直接講，而是希望找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於是相約了當年跟進偵查報道的記者出來聊天，發現原來一個新聞工作者，尤其是偵查組記者本身也有一段很深刻的心路歷程，所以我就用記者的角度出發去看整件事，然後開始劇本創作。

M：現實中劍橋護老院的報道刊登後，安老院的監管的確較以往嚴格，你會如何理解這些改變？

L：當初的報道的確是帶來一些改變，但是你說要改變整個世界是不太可能，而現實也是很難去被改變。5、6年前，我第一次見監製爾冬陞，他看到這個故事時，馬上想起自己的 《癲佬正傳》，並說了一句話：「30多前拍了 《癲佬正傳》，有沒有改變到世界呢？沒有。然而，我們起碼可以為社會帶出一個問題去思考。」

有人或會覺得我很悲觀，但我自認是頗樂觀的人。我覺得真正的希望不是假希望，不是我去告訴你，報道刊出了或者所有事情做了之後，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快樂，其實是不會的；現實是殘忍的，但是我們在這個絕望當中，或者在這麼殘忍的現實裡，我們仍要相信有希望。我覺得希望是一個態度，就是在沒有可能的現實裡，你依然相信，繼續向前走，這個才是希望。

M：電視劇 《IT狗》 有一句對白：「仍然有一群不夠聰明的人，努力地為了夢想，努力地為了這個城市的未來艱苦前行，或者這些就是你所謂的蠢人。」 在你眼中，現在仍選擇做記者的人是否 「蠢人」？

L：看回 《IT狗》 這句對白，可能正正是我很想說的東西，就好像香港的新聞工作者，甚或全世界的新聞工作者也一樣；當我與他們交流時，他們會相信可以改變，但你說一下子可以改變整個世界，令所有事情變得光明，這是不可能的。我之前都提過，我不是想拍一個超級英雄的故事，而是一群在現實中，他們縱然覺得很多東西不可能，但仍然是埋頭苦幹繼續做的一些人；這次是記者，但其實在社會上有很多這些人。

《年少日記》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卓亦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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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卓亦謙（Nick Cheuk）

M：對於自己的作品入圍HKAFF有甚麼感受？

N：我在大學唸電影以至入行後，都曾經成功搶飛觀看HKAFF的節目。去年HKAFF開幕和閉幕的4套電影，也開啟了 「4字電影新導演」 的話題。《年少日記》 能夠成為HKAFF開幕兼4字電影之一，我可以得到這麼大的鼓勵，為此感到無比高興，惟不敢奢望觀眾喜歡，只求有人觀看。

M：創作源起是甚麼？為何會想拍一個關於學童自殺的故事？

N：創作念頭源於多年前一名朋友輕生的經歷，那件事對我思考人生意義的影響甚多。自那時起，我就多加留意社會上關於情緒病和自殺的新聞，有時還會與網民筆戰，心裡總希望人們不要怪責死者，因為有時人真的身不由己，總有在悲痛欲絕，無法找到情感的出口，繼而抑鬱的時侯。多年以後，我留意到每天仍有輕生者出現，亦有年輕化趨勢，原來自己當年的經歷不斷重演，於是希望講述一個關於學童自殺的故事。

M：如何面對成長的創傷？

N：我認為這問題用 「面對」 二字實在非常好，因為人通常都會有意識或不自覺地 「逃避」 創傷。逃避的方法有很多：選擇忘記、不再提及和討論、不再接觸有關的人，有些親緣關係甚至彷如絕交。對於如何面對創傷，我心裡沒有確實的答案，但有一個想法：成長路上的創傷總涉及人為，我人生中也曾遭欺負、被重要的人出賣；然而人總善變，那時候傷害過你的人，莫說一年，可能過了一星期、一小時，他都已經改變了，我用多少時間去在意，甚至討厭他也沒有意思，既然他人可以改變，我也可以。我可以努力地投放時間用來愛人與被愛，嘗試讓創傷不再發生。在這過程中，也許能夠改寫昔日創傷對於自己的意義。

M：如何看待 「死亡」 這回事？

N：自那名朋友離開以後，我總覺得 「死亡」 既遠且近，身邊總有些朋友看來安好，但從來沒想過他會自殺。這些年來，每逢有自殺的報道，我都會馬上細看，生怕輕生者是認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時提醒自己注意身邊人可有情緒崩潰的端倪；記得一次，我以為友人有輕生念頭，於是在深夜不停致電，幸而不過誤會一場，雖然搞錯了，但事後回想起來，這就是 「死亡」 帶給我的意義，令我有動力去表達對身邊人的關心。

《但願人長久》Fly Me To The Moon  祝紫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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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祝紫嫣 （Sasha Chuk）

M：對於自己的作品入圍HKAFF有甚麼感受？

S：《但願人長久》 能成為HKAFF的閉幕電影是整個團隊都感到非常高興的事。一想到多位演員相隔一年終於可以重聚並一同欣賞最後的成果，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與興奮。

M：創作源起是甚麼？為何想寫一個關於新移民的故事？你如何理解 「身分」 和 「歸屬」？

S：我不是在香港出世，於1997年才移居到香港，一年級時班上幾乎八成都是新移民，不過只有我不會說粵語，所以創作 《但願人長久》 離不開自身經歷。

我覺得身分與歸屬有時候是很虛的詞語，我從小在香港長大，但也是近幾年才覺得自己也許屬於這裡。倒是身分一詞很有趣，正如 《但願人長久》 中林子缺 （許恩怡 飾） 的對白：「在湖南他們叫我們 『香港人』，在香港他們又不承認我們。」

M：《但願人長久》 某些情節既講邊界，又講人際距離與界線，你認為邊 （國） 界，尤其是人際關係的界線，對人有甚麼影響？

S：《但願人長久》 跨越的地域很闊，從湖南到香港，再到日本。既然飾演圓圓的情人小宇是台灣人，為甚麼不能順理成章地將場景設為台灣，為甚麼一定要在日本？這與 《但願人長久》 講述新移民去到一個新地方時的陌生與寂寞有莫大關係。圓圓與小宇都不是日本人，大家在異鄉相濡而沫，這種情感有異於單純的愛情，摻雜了異鄉人不言而喻的理解和孤單。

邊界可以是在地域上，也可以是在無形的內心建設上，在妹妹子缺讀書時便能看出一二。出生地點使她與同學劃分了界線；不富有的家庭條件更使她在心理上與同學形成一條鴻溝。然而，我認為影響大小是視乎自身對自己的接納程度，隨著年紀會慢慢淡去或適應。

M：即使不是面對一個染有毒癮、多次入獄的父親，不少觀眾都可能覺得很難理清自己與父母的感情，你期望觀眾看完電影後有甚麼啟發？

S：原生家庭的問題應是大部分人都要面對的人生命題。我們可以不停埋怨父母，將一切歸咎於出身；也可以選擇汲取教訓，不去犯父母在自己身上犯過的錯。我讀過北野武導演的一句話：「一把年紀，還把 『不能原諒我爸』 掛在嘴上的人，充其量是個小鬼。」大概要成為父母，才能理解為人父母的難處、人生的無常。譬如，父母難看的臉色背後可能是在外工作受了一整天氣的結果。要求父母完美的同時，我們有沒有思考過自己是不是完美的子女？《但願人長久》 最想說的不是和解，而是理解。

《議事亭前地的媽媽》Mama Dream Of Family  侯婕、陳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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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侯婕（Jess Hao）、陳庭婷（Kiwi Chan）

M：對於自己的作品入圍HKAFF有甚麼感受？

JK：能夠入圍非常開心，希望有更多觀眾看到這套紀錄片，這是一段關於歷史、關於3位媽媽的故事。

M：這套紀錄片受訪者人選以女性為主，當初有否考慮過其中一位受訪者是男性？最後為何鎖定對象是「母親 / 女性」？

JK：一開始我們拍攝的對象是爸、媽，沒有預設只是訪問女性，但當我們深入受訪者的組織後，參與這個運動的大部分人都是女性；回顧歷史，當年到澳門的女性比較多，因為當時在澳門的非法勞工，主要有住家工、製衣廠和洗碗，從事這些工作都是以女性為主，所以在議事亭前地靜坐的長者，大多是女性。或許因為我們都是女性，在拍攝過程中會更容易深入她們的生活，以女性的角度去拍攝她們。

M：片中主要以蘭姐和眉姨作為敍事主體，阿詹佔得較少，為何在篇幅上會如此安排？

JK：蘭姐和眉姨是兩種不同的女人，她們私下也是好朋友，主要想透過這兩個女人，帶出兩個不同的家庭關係。二人在作風、對於婚姻與生活的態度都很不一樣，所以結果也很不一樣。而阿詹的部分，主要是呈現家庭團聚聯合會的內部互動，蘭姐是這個會的核心人物，但實際上很多會務由阿詹去做，兩人從互相支持，到爭吵、不和，到阿詹退出，她與蘭姐的關係能代表了大多數會員與蘭姐的關係，而阿詹本身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物。

M：澳人內地子女居留權的議題相對敏感，涉及具體福利分配，以至身分認同，會否擔心紀錄片放映後，社會上有強烈的反彈聲音？

JK：我們並不擔心紀錄片放映後有強烈的反彈聲音。拍攝這套紀錄片前，我們也蒐集了一些她們的資料，發現媒體對她們的報道較片面，大眾對她們的評價也較單一，並不了解她們這樣做的原因或初衷。有時候很多誤會或偏見是由於不理解而生的，我們反而希望透過紀錄片，提供多一個角度讓大眾了解她們，同時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1990年最後一次特赦，能取得逗留證的非法勞工有4萬多，而澳門當時只有10幾萬人，佔人口比例不小，他們的後代在澳門也有很多。有家長憶述，當年取證時，很多都是澳門本地人告訴他們的，當時澳門人無分你我，即使他們是黑工，也非常友善對待他們，不會想到資源爭奪等問題，而30年後，我們也想讓大家了解她們，知道她們並不是一心要來爭資源的人，而是一個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