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編劇轉為導演，在心態上有甚麼改變？阿卓說：「Ronald （鄭中基） 也問過我一樣的問題，對我來說其實是同一件事，只是剪接時，它不是文字而是影像，其實我的責任就是去編排它。」 他憑 《年少日記》 勇奪第17屆亞洲電影大獎 （AFA） 最佳新導演，問及他當晚的感受：「我在AFA當晚其實沒有準備得獎感言，因為其他4部作品都很厲害，預計不是自己獲獎，只是抱著去派對的心態或者是以一個影迷的身分去 『集郵』，希望與梁朝偉合照，但拍不成，不過有幸與李英愛合照。我比較遲鈍，得獎後數天才與妻子說：『其實很開心』，不過最近的心思不是圍繞著 《年少日記》，因為我要開始下一個項目，所以在想之後會怎樣呢？」

《年少日記》 的迴響和票房遠比預期好，這是阿卓始料不及的事，也是其創作生涯的轉捩點：「以前覺得 《年少日記》 好像是一部上了幾天就落畫的電影，因為題材太沉重，很容易嚇怕很多人。我覺得沒有人想討論，只是自己想討論而已。寫劇本時都會自我懷疑，不知道這些東西行不行，或者拍了出來好不好看，現在多了鼓勵，就覺得應該要繼續拍。」

創作者有時就是不願放過自己，不斷地自我叩問，阿卓亦然：「有時做創作經常都會想一個問題，究竟我是資深影迷，還是真的適合做創作者？電影看了很多，也很喜歡看，但適不適合做創作？這是我問了自己很久的問題，最近的鼓勵其實就驅使我繼續做，但是原來是很大壓力的。」

阿卓的壓力源自於期望，不論是來自己，還是他人的期望：「因為以前我不覺得有很多機會拍戲，現在是有好的機會在我面前，我就開始想下一部怎樣算呢？我同時告誡自己：不要和之前的作品比較，又很想做好它，但亦知道很難，因為 《年少日記》 的製作時間很長，不論是寫劇本，還是剪接，但之後的項目，因為要進入工業制式，不會給予很長的剪接時間，所以我要拍得更加準確。我近來的煩惱都圍繞著這件事，拿到獎是開心的，但是同時我也知道，責任相對地愈來愈大。」

電影的世界有無限可能，假如傑仔可以行下去，又會是怎樣的光景？阿卓說：「一開始的構思是傑仔做了老師，只是之後才想到有轉折，所以寫成現在公映的版本。我當然希望他可以撐下去，但寫的時候，現實就是好多離開了的人，因為機緣巧合而無法行下去，猶記得寫故事寫到此時，感覺很真實。如果傑仔可以活下去，他應該會是很有趣和有創意的人。」

有時世界的惡意不只是針對生者，連逝者也不放過，阿卓非常討厭某些關於自殺者的報道：「譬如有人失戀，之後跳樓，你怎麼可以斷言他因為單一原因而去世，人是很複雜的，這可以是導火線；但你如何知道這麼多年來他經歷了甚麼，所以我寫傑仔也要確保有很多不同原因導致結局，比較文化是一個原因，不幸也是其中的原因。」

《年少日記》 的創作源起是阿卓內心的一道傷痕，其摯友了結自己的生命，離開了他，他說自己算是自殺者遺族，亦是以這樣的視角去寫故事：「我有朋友是如此離開，自己算是自殺者遺族。他離開後，我是他的朋友已經很傷心，要用很多時間去接受這個事實，他的家人又如何呢？去到那個時刻，我覺得自己都要面對這個課題，即是有好重要的人離開，該如何面對？」 阿卓坦言：「我的內心有恐懼，但仍要說這個故事，有些觀眾都可能也是遺族，我們可以如何行下去？發生了的事實無法改變，但是否一定要永遠當那個是包袱，有沒有辦法稍為改變對那件事的看法，然後擁抱當下的人？」

假如人生可以重來，阿卓還會當導演，拍 《年少日記》 嗎？他說：「我在拍攝時就在想如果只可拍一部戲，最想說的仍是 《年少日記》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