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安鎮，甚麼都不會發生

魏書鈞是中國當代其中一位備受矚目的新銳導演，其短片作品 《延邊少年》 勇奪第71屆康城影展 「短片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他年僅32歲便執導了4部長片，包括 《永安鎮故事集》 和 《河邊的錯誤》；前者以3個單元故事組成，分別是小鎮餐館老闆娘因外來劇組拍攝而萌生出走的念頭；永安鎮出身的女明星希望重拾回憶中簡樸生活；以及導演與編劇就創作方向產生分歧的故事。《河邊的故事》 則講述河邊發生兇殺案，警探馬哲愈調查便愈迷離，最終陷入迷陣，直至瘋狂。

《永安鎮故事集》 這部電影的劇情正好與其製作過程相對照，劇情講述導演與編劇遲遲未能定稿，最後要推翻劇本，把一切都推倒重來，而電影本身也是經歷了一次重大的改寫。劇本原本是四段式的，講不同年齡階段的人生困境，現在改成三段式，最後的單元就是寫導演魏書鈞與編劇康春雷的創作狀態，即使 《永安鎮故事集》 原版是歷經6年的創作，亦要推倒重來，最終觀眾看到的是開鏡前兩周，以10天寫成的版本。不過，雖是截然不同的劇本，但魏導說：「兩者都是繼承同樣的母題：人很難擺脫生活的慣性，只是我們用了不同的故事來完成原本的題目。」

關於生活的慣性，魏導有一種反宿命論的論調：「生活本身存在巨大的慣性，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難以改變的，但不能因為有這樣的慣性，我們就用更消極或悲觀的心態去生活。我覺得可能還有一點意義，譬如丟一塊石頭入湖，湖水便漲高一點，只是我們不察覺，但如果一萬塊石扔下去，湖水便漲至不同的高度。正因為生活的慣性很難改變，所以每一點改變才更可貴。」

最接近電影的時刻

在電影裡頭，提到最接近電影的時刻，而這個瞬間恰好是導演與編劇無法達成共識，要把一切推倒重來的時候；「最接近電影的時刻」 反而是推翻劇本的時刻，該如何理解？這又要回到 「生活的慣性」，魏導說：「我認為 『最接近電影的時刻』 就是區別於冗長的日常生活，出現戲劇性的時刻。它以一種創作者等待然後發現的姿態出現，在日常邏輯中很正常，但它又有充滿戲劇性的部分。這是好電影本來能帶給我們的感受。」

「有時你毫無準備，他就直接來了，好像是一個禮物似的，不知道怎樣去完成，當然有時做了充足準備，期待那個時刻降臨，只要有充足的耐性便會出現。具體來說，就是其中一個單元故事的女主角陳晨藉霧氣在車窗畫上眼睛，然後霧氣凝結滴下來，好像流淚的畫面，我們當然有設計，但水滴下來的姿態和節奏，不是我們可以掌握的；其後在大螢幕看，水滴落下的狀態挺有動感和表現力的，而這就是最接近電影的時刻了。」 魏導補充。

生活的慣性與電影戲劇性之間的平衡也主導了魏導指導演員表演的想法：「我覺得在真實的生活體驗中，或是一些好電影當中，我們看過真實與戲劇性同時發生的時刻，那個時刻的出現就證明它們不是矛盾的，而是要一種平衡。因此，我在指導表演時，首要符合真實生活的邏輯，角色在場景裡應該幹甚麼，不應做甚麼，甚麼時間抱有甚麼心情，這就是在生活的真實邏輯中提取所謂戲劇性或表現力的方法。」

沒有答案 不如發夢

電影 《河邊的錯誤》 改編自余華同名先鋒性小說，即使由小說轉換至電影，其先鋒性質依然存在，這部懸疑偵探類型片的宣傳短語是 「沒有答案」，魏導想做的是顛覆與挑戰：「我覺得沒有具體答案，但肯定有明確傾向，只是這種傾向不像以往較商業的懸疑片，要交代案件如何發展，然後死者的死因是甚麼。這部電影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余華老師寫小說時，寫了一系列戲仿小說，所謂 『戲仿』 就是對原有類型的顛覆，一種本質上的顛覆。既然偵探小說要尋找答案，我就讓你沒有答案，讓你不知所措，讓你的理性失效。因此，在 《河邊的錯誤》 中，我們嘗試的是顛覆觀眾過往觀看類型電影的經驗。要他們不去想兇手是誰，好像不太可能，不過一旦要推測兇手是誰，在猜想的過程中，每個死者的死因都好像是隨機的，這正是一種反叛與探索，挑戰著觀眾的觀影經驗。」

「這種顛覆同樣發生在主角馬哲的腦海中，那麼一個有經驗和理性的警探，卻無法理解這單案的來龍去脈，只能在夢中，以一種抽象的方式把線索湊合在一起，好像某種啟示，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又無法解釋，所以他瘋了。觀眾看這樣的電影，某程度上也是超出了經驗範圍，如果還要用過往經驗去指導荒謬的記憶，這是不可能有效的，所以如何連接線索去做夢，這是觀眾要完成的一環。」

這種虛實交錯，搞混現實與夢境的狀態，是魏導刻意為之的效果：「我們這種拍攝手法就是想讓觀眾進入到馬哲的精神狀態裡，從他的現實中感到不可思議，在夢境中感到瘋狂；另一方面我喜歡拍夢境是因為看電影本身就像是看個夢，再真實的電影也是做夢，夢本身就是有電影這門技術之前最接近觀影的一個體驗。在螢幕的時空中，有限的兩小時內，有蒙太奇、轉場，我們長仰，正如做夢，所以我覺得夢和電影在本質上好像有一部分重合。」

在夢工場內，有人說導演仿如上帝，有絕對的權力，可以掌控片場內的一切，但 《河邊的錯誤》 片頭卻以哲學家卡繆的一句作註解：「人理解不了命運，因此我裝扮成了命運。我換上了諸神那副糊塗又高深莫測的面孔。」 那麼人能否掌控命運，至少導演能否把握作品的命運？ 「我覺得創作者本身，不只是導演，都有這種自大的原罪，自以為可以任意安排作品世界中的一草一木，但如果你把人物寫活了，他有自己的生命力，有他的動向，這時你便扭不過這個人物，甚至無法阻礙他的發展與變化。我不記得哪個作家曾說：『可以為自己筆下的每個人物算出八字來。』 他自己寫的人物為何還要算八字？因為他活了，有自己的生命。另外，在創作過程中，尤其電影有很多合力完成的部分，導演不是事無大小都可以掌握，不過沒有這種掌握都算是樂趣，拍電影就是一種冒險，拍之前並不知道它長甚麼模樣，只有大概的想像，直到拍出來，剪成這個樣子，才知道這部電影是怎樣的。」

在生活的巨大慣性中，願我們還有電影夢，在夢中瘋狂，稍為可掌控一己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