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子裡的理想主義

「以前仍就讀演藝學院時，我希望用戲劇影響生命，可能我心裡渴望烏托邦的出現，期盼世界是美好的，人與人之間有愛和包容，藝術亦可以感動他人，但投身社會後卻發現完全是兩回事，現實是所有事情都走向相反」，現實的確令人氣餒，在香港「搞藝術」光是要維持自己日常起居生活已是相當吃力，更遑論要改變世界，可幸的是劉俊謙仍未被世界的殘酷所壓垮，「去到現在30多歲，若你問我內心還會否存在著這個烏托邦，我會認為在潛意識上是有的，但不像以往般思考如何做才可以改變，而是如何可以實踐到個意義出來。」游走於舞台劇與影視之間，劉俊謙始終專注做好演員這回事，興許就是意義實踐的方法。

觀眾在大銀幕上初見劉俊謙大多是《幻愛》的李志樂，但他首部投入夢工場的作品應是《梅艷芳》，第一次拍電影便要飾演如夢幻般的人物「張國榮」，光是這3個字便已讓人換不過氣來，劉俊謙坦言，有掙扎過要不要接拍，最終抱著磨礪演技，不妨一試的心態，便接下了劇本。他坦言在預備過程中壓力很大，「因為不懂怎去預備，第一次拍電影便要演一個受萬人愛戴的人物，那時處理不了壓力，情緒確實備受困擾。」

的確，張國榮就如巨星般的存在，任誰也不可取代；光芒之大，任何人與之相比，想當然就只是一個小小的影子，但仔細一想，香港真的需要一個復刻版的張國榮嗎？有些人我們只可追憶，而不能刻意攀摹。「以往持續都有人問我，有沒有甚麼模範渴望追隨，但真的沒有，因為我最希望『行到自己條路出嚟』，我相信每個人的路都是獨特的，不可被重複的。」

顏色不一樣的煙火

劉俊謙自信之餘，也把自身放得很低；他過去半年甚少在香港的鎂光燈下出現，一來他為人本來就低調，專注做好演員的本分從來都是其初心，而且他在這段時間赴台拍攝，戲接戲，根本無暇顧及其他事情；在台演出的作品包括劇集《此時此刻》和電影《小曉》。

面對台灣觀眾，他的身段就更放得下，「台灣觀眾其實不需要我，假如此刻世界消除了『劉俊謙』這個人，對所有地方都沒有損失，所以我會回頭想：『我需不需要』，站於演員這個崗位在創作上很容易較被動，我思考的是如何變得主動，在台灣時，就冒起一個想法：『不如自己嘗試寫劇本』，希望將來可以當編劇和導演。」

問及他港台兩地的影視製作分野，他的答案與一般港人在台灣旅遊時所感受到的城市脈搏相差不遠，「台灣在製作上感覺慢得多，他們很喜歡排戲，前期預備會多一點」，他又特別提到「快與慢兩者均有其好處，香港雖然很快，卻令演員經常在表演狀態當中」，所以「其實要視乎作品性質，長時間預備是否必然較好，有時又不一定，譬如鄭保瑞導演的《九龍城寨》，演員較遲收到劇本，不會有太多空間準備，故此演員在現場處於一種很原始的狀態，與導演和對手作即時的碰撞，我認為瑞導追求這種直覺性的創作」，他補充：「某些電影或許要求較多分析，因為劇本很複雜，如《幻愛》，這樣我便需要多點時間進入角色，相對上沒那麼即時，所以要視乎作品性質。」

商業片大賣  但其他類型呢？

劉俊謙憑《幻愛》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男演員；電影本身亦獲金像獎的提名，更勇奪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可見作品有其出色之處，但當時不幸地遇上疫情，票房首當其衝，未如理想，劉俊謙也曾發文道出心中情，期望作品可與觀眾對話，最終票房破1500萬，成績已算相當不俗。然而，此一時彼一時，沒想到港產片在過去一年竟有復甦之勢，破千萬票房彷如基本盤，動輒衝上數千萬也不是夢，更不用說以往像海市蜃樓般遙不可及的一億大關，已由《毒舌大狀》攻破。

面對港產片回勇潮，劉俊謙認為「此刻而言是好的，香港人或許壓抑太久了，大家好需要娛樂或藝術作品去宣洩情緒，正如《幻愛》等關注社會議題的作品，當時觀眾好需要，現時步入疫情尾聲，我認為大家需要的是一種解放。」他認為的那種好是從整個電影工業而言，產業的循環就是需要有作品，然後作品有盈利，投資者才會繼續注資，「若每套都有虧損便沒有所謂產業了」。不過，劉俊謙對現況也不是全然肯定的，「我不能完全判斷香港電影現時就是復甦，商業片的成功固然值得高興，但其他類型呢？一個健康的工業和創作生態應該要多元，不同類型的電影也能在此環境中生存。」

「其他類型呢？」這個必定是每個藝術創作者都會叩問的問題，因為那個是僅餘且狹小的生存和耕耘的空間。一個商業社會，商業片大行其道、大收旺場，也是無可厚非，但問題是電影除了是「燒銀紙」的投資，也是一門藝術。藝術講的是意義，有時更會很形而上地談純粹的意義。

意義尋索的迷茫

究竟有沒有所謂的「純粹的創作」？如果創作本身很「燒錢」，那麼便難逃資本的操作與介入，亦難免有市場邏輯的考慮，劉俊謙卻斬釘截鐵地說「有，絕對有!商業都可以好純粹，純粹的意思是有否誠實地把想要說的故事說出來，對自己的生命有多坦誠。」有時候對自己敞開心扉的障礙，不是外力，而是自己，「當了大人之後，很多事情需要妥協，一些突如其來的感覺，很容易便抹去，但那感覺卻是最真誠的部分」。

一個好演員大概會把自己最真誠的部分交出來，期望觀眾有好的回饋，這種情況固然最好，不過外界的反應更多是未知，「創作的本意是與人溝通和分享，所以很難不追求結果，這樣會令創作人感到迷茫，因為很多事情不到自己控制，譬如一件作品展現人前，創作者自以為有意義，但觀眾或許不以為然；若結果未盡人意，我會倒過來問：意義在哪呢？這種把捉不住的感覺正是懷疑自己的開端。」

他坦言「至今仍未有答案，但我嘗試思考可否把創作過程變成意義本身，如《幻愛》就是令我更了解精神病人的世界，對他們多了同情心。」即使逐漸步近不惑之年，劉俊謙仍是禁不住滿腦問題，如「為何我會生於這個時代，為何我是香港人，為何我會偏偏在香港當演員，箇中意義是甚麼」，意義與自我的尋索，也許是創作者一生的課題。

值得  永遠記得

生於這個時代當一個香港演員的意義是甚麼，可能可以從香港的美好年華當中尋找答案。張國榮大紅大紫的年代正是香港百業騰飛，歌影視紅遍整個東南亞，文化輸出至其他國家，經濟引擎開動得最為強勁的時候，而他的隕落又不幸地正值香港飽受沙士陰霾困擾的時候，彷彿張國榮的一生象徵了香港那時的高低跌宕，封存了當時的美好年華。劉俊謙作為曾見證這一切風景餘光的人，如此種種的意義對他而言是「記得」，「要記得香港的好，對比現在當然是天淵之別，但如此好的香港不僅是存在於80、90年代；只是我們暫時忘記了，記得之時會否好起來，未來說不定，但至少提醒我們：香港不是一個渺小、被遺棄的城市，香港值得好。」

劉俊謙值得好作品，同樣地香港人也值得過得好。

PHOTO • CK @ Secret 9 Production House

STYLING • Edwin, assisted by Elanne & Yuet

MAKEUP • Will Wong

HAIR • Nick Lam @ Orient4

TEXT • Rico Li

WARDROBE • GUCCI

WATCH • CART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