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本來從事銀行業，現在卻成為了影像工作者，更開設了Youtube 頻道「拾陸比玖」，是甚麼原因導致你出現這樣的轉變？

T：我之前是在多倫多任職文員，2018年回香港參加電影導演會的導演班。其實由中學到現在我都十分喜歡拍攝，讀大學時亦參加了戲劇學會幫忙拍攝一些teaser，之後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的時間欣賞了很多電影。在2018年見到有導演班的舉辦就把心一橫報名回港了。

我最初其實是想拍電影的。畢業後經歷了幾年工作，也寫了幾個長篇劇本，但面對著疫情與試當真的出現，見到一眾網編界與電影界的演員創造出像「奇蹟」一樣的成果，令我與一些同學line up了其他幕前成員去創辦「拾陸比玖」。

M：面對現時疫情困境，你有甚麼話想為從事電影行業的人打氣？

T：我還未算是從事電影行業的人，叫做一個想踏足電影行業的人吧，但始終疫情的問題影響著我們每一個，我還是偏向不想那麼多。因為電影行業的老前輩有一定資歷，而年輕一代亦滿腔熱誠，在這行業內打滾並不是單單為了錢，對於一早沒有「工業」的香港電影，現時可說是處於困境，年輕一代卻依然會硬著頭皮衝下去。面對這樣的「疫境」相信也不用多說，會過去的。

M：對於網絡短片（YouTube）以及電影，你比較喜歡那種？在創作的過程中令你感到最大分別的地方是？

T：在剛剛畢業時，我一定會選擇拍電影的，即使作為觀眾都一樣。始終電影的資源較多，品質當然較好，但某程度上其實拍網片是「好玩啲」。

當然，現時的我未成功開拍電影，但我會說創作電影與網片的分別是自由度吧。電影創作當中所涉及的持份者太多了，在投資者與團隊之間都要作出平衡，從選材、角色甚至劇本橋段都會有所影響；而網片的資源相對較少，但在有限的資源內讓你自由創作。當然這亦是合理的，資源變多自然作品要向更多的人負責，但作為創作者一定是希望作品可以忠於自己的。

M：知道你的電影《搗破法蘭克》入圍了HAF 20的DPI，能分享一下當中的創作構思和故事背景嗎？

T：《搗破法蘭克》其實是講4個在進行社會服務令時相識的年輕人，以「羅賓漢」的方式組成了一個劫富濟貧的團隊，觀眾能夠在電影中感受到整個故事發生在一個抽離並空白化、一個surreal的香港。

M：平日你是怎樣去發掘創作題材？而靈感又是一閃即逝的念頭，在日常生活中甚麼事情或活動最能刺激你思考？

T：電影當然是其中一種，它就是整個團隊的思想踫撞，無論是一套衫、橋段等都可以啓發我去思考。而其實我很喜歡「盗賊電影」，像《盗海無情》和《Baby Driver》等都是玩味重、一團人去完成目標的故事，於是在《搗破法蘭克》中就參考了這個方式去製作。

另一方面就是旅行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很多的細節是要重新認識的，而當中的文化是另一種思想踫撞。即使現在無法旅行，就算搭車、外出時觀察身邊的事物都可以是一個方式。

M：在現時科技的發展令不少網絡短片都可以依靠手機鏡頭去完成，更有人以手機拍攝出電影如：《怪胎》、《Unsane》和《Tangerine》，而你亦拍攝過手機短片《九磅草》，對於未來的器材與電影拍攝之間的發展你有甚麼看法？

T：相信未來在拍攝成本方面會變得愈來愈低吧。因為現時電話的拍攝能力與便利性很強，在一些有限的成本下用電話可能是較適合。如果要在車廂中拍攝一些刁鑽的鏡頭，在資源不多與空間的局限下要用「電影機」或者相機去拍攝是很困難的，而手機就方便地做到替代的效果。而現時很多專業的器材都趨向輕量和細小的機身，相信未來會愈來愈方便，讓任何人都可以創作自己的故事。《怪胎》、《Unsane》和《Tangerine》等電影其實就做到個先例讓大家了解到其實現時要從事創作或拍攝都很容易，沒有說不的理由。

M：電影充滿不同種類，有些人會以社會性出發，亦有人會以藝術目標為主，你會怎樣形容自己的作品類別？

T：「不倫不類」吧，哈哈。因為我覺得《搗》當中亦不乏社會性的概念在內，可能現時香港社會性的電影都偏向寫實和人民關懷，而希望《搗》可以做到社會性與娛樂兼顧，像《上流寄生族》和《大佛普拉斯》等都是用娛樂作包裝，當中藏著一些導演的想法。即使觀眾未必發掘到電影深層的思想，但至少都有種娛樂的作用，畢竟不是每個人到戲院都想上一課的。

有些人會說電影是第8藝術，現在我愈來愈對此抱著質疑的態度。以往的藝術大多都可以閉門造車，但電影更多是要一個團隊創作並面向人們，製作時便有成本出現，很難以純藝術為目標。在這想法下，相信表演藝術的同時亦要兼顧觀眾，取得中庸之道。